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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科技訊（林靖東）北京時間6月16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隨著手機技術的快速發展，手機公司乃至政府部門能夠利用手機獲得的數據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涉及隱私權，政府部門是否有權對國民手機及通話內容進行監控？監控應以何種方式進行？應控制在哪種程度？此舉是否會違反第四修正版隱私保護法案？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當今最熱門的話題和急需解決的問題。

《華爾街日報》周六刊登了一篇相關的評論文章，分析了這些問題的現狀。原文如下：

4月份在美國馬里蘭州舍維查斯的卡地亞商店（Cartier）發生了一次厚顏無恥而又迅速的搶劫案。幾名嫌疑犯從商店里搶走了13塊總價值約為13.1萬美元的手表，迅速跳進了一輛預先準備好的汽車里，然后很快就融入了車流之中。這是美國警方和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偵破的十多件類似案件中的一件。

但是案件在最近幾周出現了一些變化。聯邦調查局逮捕了兩名嫌疑人。聯邦調查局從德國電信旗下的T-Mobile USA和Sprint Nextel公司調出了一些電話記錄，那些電話跟蹤記錄表明，搶劫發生的時候，那兩名嫌疑人正好在卡地亞商店附近。而且聯邦調查局還指出，當警方在接到報案后追捕逃逸的嫌疑人時，上述兩名嫌疑人的手機也正好在沿著相同的路線快速移動。

這類信息是最近媒體熱議的話題。此前，國家安全局（NSA）的一位承包商透露了國家安全局的一項手機數據搜集計劃。這份計劃從未被用于正在進行的搶劫案調查中，但是概念是一樣的。所謂的元數據代表著大多數美國人每天在生活中留下的數字蹤跡中的一項元素。每一項單獨的元素似乎都無足輕重，但是一旦被綜合在一起并進行分析，那些數據就會成為警方和情報機關最有力的調查工具之一。

那些數據并不包括通話或電子郵件的具體內容，但是除此之外的一切信息似乎都被包括進去了，包括手機的型號、電子郵件的收信人和發信人等等。調查人員可以通過追蹤元數據找到嫌疑人所在的位置，具體到哪一棟建筑物的哪一層樓。他們還可以繪制出被調查對象的社會關系圖，甚至了解到被調查對象的聯系人的社會關系圖。

通過向美國電信公司發出秘密的法庭命令，國家安全局可以獲得與被調查對象在美國境內所打的一切電話有關的元數據。隨后國家安全局又可以以反恐怖主義調查的名義要求電信運營商提供那些通話的內容。據說國家安全局已經利用這種方式狙擊了恐怖主義分子在美國及境外密謀的數十次恐怖主義襲擊計劃。但是反對方認為國家安全局的這種做法侵犯了公民隱私權。

據安大略大學的數字隱私專家特雷西安科薩（Tracy Ann Kosa）稱，普通的智能手機用戶會通過電話、短信息和其他活動提供將近100個技術性很強的數據。這些信息包括：手機與手機信號塔連接的時間、手機與手機信號塔的相對方位、當時的信號強度等等。

科薩稱，大部分數據本身都是不重要的，當時所有的數據綜合到一起，就非常重要了。每一個數據就象是一個單獨的腳印一樣。

如何使用這些元數據的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針對已經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進行的罪案調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大衛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已經因為婚外情曝光而宣布辭職。

據美國執法部門的官員稱，聯邦調查局在探員們在對一次跟蹤投訴進行調查的過程中獲得了發送威脅電子郵件的發信人所在的位置信息。聯邦調查局探員發現發信者曾經在多家旅館利用不同的電腦發出過電子郵件，隨后探員要求那些旅店提供曾在那段時間使用過商務中心的入住旅客的名單，很快他們就發現了寶拉布羅德維爾（Baula Broadwell），她是彼得雷烏斯的傳記作者。聯邦調查局利用那些數據向法庭申請對布羅德維爾的電子郵件帳戶實施監控。探員們很快就從她的電子郵件中發現了她與彼得雷烏斯之間的婚外情。

接到那些騷擾電子郵件的坦帕社交名媛吉爾凱麗（Jill Kelley）在隨后對聯邦調查局提出的一項訴訟中表示，探員們去年6月從她接到的一封電子郵件中獲得了一個IP地址，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是在那之后展開的。聯邦調查局表示，它已經結束了追蹤調查，最后并未提出任何指控。

美國執法機關的一位官員表示，彼得雷烏斯的案件不應該引發侵犯隱私權的問題。他表示，執法機關必須有一個明確而具體的調查目的，才能搜集和查閱元數據。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情報部門和執法機關一直在調查中使用元數據。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們經常通過搜尋恐怖主義分子嫌疑犯的口袋里的垃圾來找尋各種有用的線索，然后再把那些有用的信息比如電話號碼提供給國家安全局。

聯邦調查局以前的一些官員稱，一場貓捉老鼠的游戲已經開始了，恐怖主義嫌疑人經常更換手機SIM卡或手機ID卡以迷惑情報機關。美國遇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分別監控手機和手機SIM卡。

聯邦調查局的一位前高級官員稱：“你不斷地拉線，它是很關鍵的內容。在每一個重要的恐怖主義活動或抓捕活動中，元數據都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某些最重要的元數據比如手機的位置信息會對著手機信號塔的覆蓋范圍而有所不同。在鄉村地區，一個手機信號塔發射的信號也許要覆蓋很大一片地區，但在都市地區，手機信號塔服務的范圍要相對小一些。

賓夕法尼亞州大學的工程學院教授麥特布雷茲（Matt Blaze）去年對國會稱，在2010年時，為一棟寫字樓的某一層樓服務的蜂窩基站的數量要等于或大于標準手機信號塔的數量，隨后繼續逐年增長。

元數據的增加改變了情報機關利用國內數據進行調查的方式。以前，調查人員必須按照各種法律標準去收集數據，比如將他們想要獲得的數據與特定嫌疑人聯系在一起。

按照國家安全局的手機數據搜集計劃，政府機關無需具體的調查需求就可以搜集國內手機元數據。但是政府當局稱，訓練有素的分析員只會搜索與恐怖主義調查有關的元數據。

曾為布什和奧巴馬政府服務的國家安全隱私事務首席律師蒂莫西埃德加（Timothy Edgar）稱：“情報機關基本上會將分析的標準確定在最適宜搜集的標準上。”

埃德加說，越來越精確的地理定位數據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擔憂，他們擔心此舉可能會違反第四修正版隱私保護法案的規定。一旦可以確定某人位于某棟建筑物內，如果想要對他進行更密切的監控，通常需要申請授權。

奧巴馬政府的官員稱，國家安全局的計劃也包含了隱私保護方面的限制條款。政府部門必須有合理的質疑才能搜索數據庫，質疑的基礎是“與國外恐怖主義組織有關”。只有獲得外國情報監控法庭簽發的搜查令之后，才能對通話的內容進行監控。

據知情人士透露，某些有用的元數據并不會在手機公司保留很長的時間。這就是法庭命令為何要求手機公司堅持每日提交信息的原因。

支持國家安全局這項計劃的人指出，最高法院已經做出判決，認為公眾對于他們提交給第三方比如電話公司的信息的隱私保護預期是不合理的。但是上述判決是在1979年作出的，當時手機還沒有問世。而且，自從國家安全局的手機數據搜集計劃在新世紀之初全面啟動以來，手機技術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主任杰里米巴什（Jeremy Bash）稱：“從某一方面來說，這確實會讓政府能夠從電子角度來追蹤你，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即便情報機關的探員在現實中去跟蹤你，他們也不需要獲得授權。”

巴什補充說，是否應該因為元數據而加強對第四修正版隱私保護法案的審查，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合理的問題，因為與以前相比，現在的通信技術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他說：“收集和保存的大量電子消費者數據也許會接受更高層次的司法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