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鳳苓
這是“一條微博引發的思辨”。
1月24日,當當網董事長俞渝特地在京召開新聞發布會,目的是為一場“罵戰”釋疑。
這場“罵戰”的起因是,1月15日當當網CEO李國慶在微博上爆料,稱當當在赴美上市過程中,屢遭投行“欺負”。李隨后還在自創的“搖滾歌詞”中大爆粗口,以示對投行的憤恨。
誰料此舉竟招來數位自稱“大摩員工”的不滿,雙方在微博上“隔空對罵”數個來回,言辭之糙令圍觀者驚愕。
拋開污穢之辭,這場罵戰的直接導火索在于當當網的發行價。李國慶認為,大摩(摩根士丹利)壓低了當當的發行價并從中牟利。
在李看來,“上市后1個月跌漲幅度在30%以內”才是上市成功的表現之一。而去年12月8日,當當網登陸紐交所首日,股價報收于29.91美元,較16美元的發行價大漲87%。
“當當網的股價確實是定低了,我輕信了投行”,1月24日,俞渝對媒體表示,大摩已就此事向當當口頭和書面道歉。
但以如此激烈的方式表達對投行不滿的,李國慶尚屬首例。這場“罵戰”揭示出國際投行不為人知的一面,中國企業家在和這些“多面”投行的接觸中,往往愛恨交加。
爭議發行價
如果發行價過高,投資者賺不到錢的話,“他一定有N個理由找你麻煩”。
在境外上市的發行價問題上,糾結的中國企業不止當當網一家。
2005年8月5日,百度登陸納斯 達克。首個交易日,其股價以122.54美元收盤,較發行價上漲了354%,成為自1999年以來一天之內漲幅最大的一只股票,這甚至被海外媒體喻為“失控”。
而當年高盛開給百度的定價,一開始只有“18-20美金”。路演快結束時,百度向投行表示“20美元太便宜了”,必須提高發行價。雙方“談得很緊張”,最后高盛讓步到27美金。
盛大也被認為是“流血上市”。2004年5月,盛大網絡(SNDA)登陸納斯達克。高盛將其發行價區間定在13-15美元,但后又下調15%,最終只以11美元發行。
但也有企業在發行價問題上“輕松”很多。
2010年9月,博士蛙在港交所上市。在招股階段,博士蛙獲得485倍的超額認購,凍資逾1220億元,被評為港股“凍資王”。最終博士蛙以4.98港元發行,而此前的發行區間為3.88-4.98港元。上市首日,該股即報7.13港元,比發行價上漲43.17%。據說投行對此感到很“詫異”,認為可以定得更高。
“這不是一錘子的買賣,還要一直跟資本市場打交道,增發、并購重組等,只有投資者認可你了,你才可能有長遠的發展”,博士蛙副總裁呂奕昊表示,以4.98港元發行,有“讓利投資者”的成分。
那么,對于一家擬上市的公司而言,怎樣得發行價才稱的上是“合適”或者“正確”的?
“沒有一個絕對性的數字”,一位上市公司的CFO認為,不同的企業想法不同,如果一家企業純粹是為了融資而上市,價格越高融到的錢就越多,企業家就非常在乎投行給他的定價。
亞盛投資創始人毛區健麗也有同感。她是最早一批從華爾街回國的金融人士,服務過沈陽金杯汽車在美國的上市。
她曾看到,一些中國企業家到境外IPO時,一定要拿到最高的估值,而且以此來衡量投行的好與壞及能力高低。
“這無異于殺雞取卵”,毛區健麗稱,“如果把發行價炒的很高,一上市就跌破發行價,投資者賺不到錢,就沒人再敢買你的股票了。”
發行價過高甚至招來更壞的結果。近年來,中國概念股在美國遭到集體訴訟。毛區健麗認為,如果發行價過高,投資者賺不到錢的話,“他一定有N個理由找你麻煩”。
中國企業家對發行價的高期望值,或許也與中國A股市場的高估值不無關系。
2010年8月,樂視網登陸創業板,和訊財經顯示,目前其市值逾45億元;而就在樂視上市的前10天,流量排名遠超樂視的酷6網卻借殼華友世紀間接登陸納斯達克,但獲得的估值還不到樂視的1/10。
在上述上市公司CFO看來,影響發行價的最關鍵因素還是宏觀環境,“某些情況下,這比企業本身的基本面更重要”。
2010年1月,從事太陽能的企業——大全新能源向美國SEC遞交F-1文件,計劃登陸紐交所,定價區間為12.5-14.5美元。但2月初,大全新能源宣布將定價區間降為10-11美元,此后其IPO便擱淺了大半年的時間。直到9月份,大全新能源才再次提交文件,最終以9.5美元發行上市。
相比之下,2006-2007年間,同樣是太陽能企業的無錫尚德,率領中國十多家同行,在美國創下了財富神話。
“發行價是一個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投行在其中也會有一定的影響”,眾享資本管理合伙人文波認為。
“投行需要擺平兩邊,一邊是擬上市企業,一邊是要讓買股票的人也要賺錢。”紀源資本管理合伙人卓福民表示。
而在這個蹺蹺板上,“投行一定不會一邊倒。但有時候,讓投資人賺到錢比讓一個公司滿意更重要,因為以后做IPO還需要跟這些基金投資人合作。”毛區健麗說。
“多面”投行
投行可能一上來就給一個很高的P/E,一旦最后的真實價格出現落差,矛盾就出來了
在股票發行環節風光無限的投行,爭奪項目的時候也會“低聲下氣”,這是投行們不為人知的又一面。
時間回溯到2009年初。作為某知名國際大投行的董事總經理,張俊(化名)與部下一行7人經過幾次換乘,來到地處偏遠農村的一家擬上市民營企業。
7人中,4男3女,包括外籍人士,均西裝革履,頗具商務風范。在等待了約半小時后,這家擬上市企業的副總王林(化名)才帶著一名秘書出來接待。
事實上,此前已經有多家投行來競爭該企業的上市承銷權。王林對來自投行的張俊開門見山,“不要跟我說你們有多專業,在我看來,國際投行都一樣專業,關鍵是你們還能給我帶來什么?”談話間,王林還向對方暗示,如果能帶來某客戶的訂單,才“可以考慮你們被需要”。
此時的投行們不得不投企業家所好。更有甚者,有投行知道王林喜歡K歌,還特地邀請了國內天后級歌手陪唱。
價格也是投行們的“武器”之一。“他們一開始來的時候,會跟我們說,能賣到30倍的P/E(市盈率)”,王林說,其實他自己都覺得,20倍P/E已經不得了了。
讓人好奇的是,如果王林和張俊看到當當網李國慶與“大摩女”的對罵,會作何感想?
事實上,“拿項目的和最后賣股票的是不同的團隊在做”,紀源資本的卓福民稱。價格是企業與投行之間容易出矛盾的環節之一,“現在選投行就是選美,誰給的價格高,企業家可能就覺得誰好,所以投行可能一上來就給一個很高的P/E,一旦最后的真實價格出現落差,矛盾就出來了”。
為了避免這種沖突,提高企業家的心理承受能力,卓經常給獲得紀源資本投資的企業家“提前打預防針”,并告誡他們,“如果投行出很高的P/E,比如30倍,你不要輕信,有可能最后只有15-16倍或17-18倍”。
在卓福民看來,另外一個容易出現矛盾的環節是“執行”。即在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投行的團隊是否仍然能帶領企業,用比較好的方法與投資人溝通,把股票成功發出去,“這點很重要”。卓福民給擬上市企業的建議是,在選擇投行時,除了考慮其影響力,關鍵是具體執行這個案子的團隊是誰。
即使在IPO結束后,“投行的服務和影響力仍然很重要”。
卓福民已經與外資投行打過10多年交道,經歷這么多年的感受是,“上市過程中總有一些磕磕碰碰,但跟投行的關系都還不錯”。
2010年,紀源資本旗下兩家企業碧生源和大全新能源到境外上市,“兩家公司都請投行吃飯了”。
但當當網的李國慶不樂意宴請“投行”,王林也對支付投行的“頭等艙機票”和“五星級酒店”等費用抱怨頗多。
當年上實到香港上市時,上海至香港的飛機上,卓福民為了替股東省錢,乘的是“經濟艙”,而投行的一個年輕人卻坐在頭等艙。
“國際投行就是這么個風格”,卓福民認為,到境外上市離不開國際投行,企業家就必須心態平衡,了解他們的游戲規則,用智慧與其合作,把公司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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