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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羅湖口岸，每天有25萬人次穿過，相當于一座中小型城市人口在遷徙。在其中，有這么一群特殊的人——他們每天頻繁進出口岸，利用自己能夠多次往返過境的特殊身份，給人帶貨賺取運費。

　　人們把活躍在羅湖、皇崗、拱北等口岸的這個特殊人群，稱為“水客”。

　　今年下半年海關總署部署的打擊水客走私的專項行動中，依然有不少水客頂風作案。12月初，一名女水客，用透明膠帶把手機層層綁在自己腰間，一次就攜帶了85部手機……水客沖關的新聞也屢見報端。海關與水客間，怎樣博弈？其中，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為什么水客屢禁不絕？

　　近日，本報記者在深圳進行了調查。

　　貓鼠對抗：水客不是水貨的所有者

　　每天監管眾多進出境旅客隨身攜帶的行李物品，既要加速驗放，方便旅客，又要嚴格把關，打擊“水客”螞蟻搬家式走私，保護國家利益不受損失，這是海關關員的職責。

　　而水客團伙，對于市場以及內地緊缺商品的需求非常敏感——深圳市場上缺少什么，香港有什么貨帶過來能賺大錢，他們心中都有一筆明細賬。內地對某些商品一有需求，他們立刻蠢蠢欲動。只要有利益，就會有博弈，海關關員與水客之間，一直進行著大規模的貓鼠博弈。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水客們最基本的對策就是蒙混過關。在深圳羅湖海關，每天有25萬人次進出，被稱為“天下第一關”，也是水客的第一過關選擇，“羅湖關口人多眼雜，很容易蒙混過關”。

　　甚至，還能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況：水客一群一群背著包在上水和羅湖站里集結。借著人流，一下子涌過深圳的關口。雖然其中有一兩個人被叫停，但是大多數人還是趁亂沖過了海關。

　　為此，羅湖海關從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研究對策，自主設計研發出了一套旅檢分檢通關系統。這項技術可以自行分檢大件行李旅客、小件和無行李旅客。水客就被分流到大件行李通道查驗區，集中處理。

　　但是，針對這項技術，水客們迅速找到了應對策略。他們不帶大件行李，卻在過關水客寬大的外衣里，用精巧的手段綁藏上要帶過關的商品。比如，一個人身上可以綁藏65部手機。水客們大多選擇利潤大、體積小、容易帶過關的電子產品，同時，還對身份和外貌進行巧妙的裝飾。

　　12月2日，羅湖海關查獲的案件中，14名香港女子就身穿寬松的師奶服、打扮時髦，手提挎包，結伴向海關而來。但是，其中一名女子還是引起了正在監控的海關關員的懷疑。經過電子儀器掃描和其他取證，這個14人的團伙身藏300多臺Ipad電腦和手機，案值達90多萬元。

　　從25萬人次的人流中找到一個個水客，像大海撈針一樣艱難。有一天，23時30分，羅湖海關旅客進出境通道仍然燈火通明。一名由香港來內地的中年男子，背著背包若無其事地經海關無申報綠色通道入境。當其走到海關行李機附近時，神情顯出了異樣，步伐也加快了，并有意繞開行李機。這名男子沒有想到，自己的這種瞬間表情和異樣舉動，被火眼金睛的海關機動隊關員盡收眼底。

　　被機動隊關員攔下來接受檢查時，這名自以為已經過境的香港旅客的背包中有700根512MB的內存條，被初步估價20萬元。

　　還有一次，羅湖口岸旅檢現場，關員對一名50多歲的男旅客攜帶的物品進行常規檢查。剛開始，這名男子神情有些慌張。善于察言觀色的旅檢關員心里有了底——行李袋中有貓兒膩。于是，在其衣褲袋、行李袋和奶粉罐中，相繼查獲手機用攝像頭6130個、IC芯片2000個，初步估價19萬元。

　　將應稅貨物作為行李物品攜帶進境，且故意闖關，自然屬于走私行為。但海關在調查時發現：這些旅客并不是真正的貨物所有人，而是為了賺取帶工費，幫人攜帶物品過關的“水客”。

　　組織嚴密：水客團伙“管理戰略”升級

　　在這一場貓鼠博弈中，水客們在暗處，海關在明處。但常年打擊水客走私行動的海關緝私局卻對水客團伙的作案手法并不陌生。

　　記者從羅湖海關緝私局了解到，近年來，水客團伙的作案手段逐年在升級——越來越呈現公司化、行業化的形式，組織越來越嚴密。

　　例如，水客們之間都有慣用的行話、暗語。像發貨商叫“莊家”，團伙水客頭叫“老板”，小水客頭叫“組頭”，普通水客叫“腳”，采取人身綁藏的水客則稱為“綁匪”。而負責在口岸查驗通道后面望風看水的叫“天文臺”、“雕”。而被深港海關查了叫“中了”，水客攜帶貨物過關叫“走貨”。

　　同時，水客團伙還有行規，如逢星期日不開工，且多在下午三四點收工等。

　　另外，水客團伙的作案流程也非常專業，從招募水客，分配帶貨、過關、移贓、出貨，都有一套。打個比方，如果在深圳有客戶需要“走貨”時，多是先到香港組織集中貨源，再到香港口岸叫“快餐”，就是聯絡職業水客團伙中的“水客頭”，再由他們雇用若干個“綁匪”水客，只需提前一日通知帶貨地點。到約定時間，水客頭用大巴拉水客到約定地點，登記分配發貨，一人綁藏70至100部手機，分批次三三兩兩過關，交給在深圳口岸附近的接貨人，如此來回“走貨”，水客一般一天走私6到10次。

　　針對戰略不斷升級的水客團伙，羅湖海關也加強了各項應對措施。比如，采取待調查做法，增加水客的走私成本，為并案處理提供條件；開展打擊水客專項行動；安排執勤武警進駐充實一線監管力量，實現入境旅客行李100%機檢等。

　　據了解，經過這幾項措施的綜合治理，一度使活躍在羅湖口岸的水客降到了1000人左右，這也讓羅湖海關有時間和精力連續破獲了兩起案值千萬元的水客團伙走私大案。

　　關口反復細致甚至枯燥的查驗，往往是獲取重大案件線索的突破口。2008年7月，13名穿著臃腫的過境者引起相關聯檢部門的注意。檢查人員在這13人身上共搜出走私入境的品牌手機1004部，每人平均身綁手機77部，當日核定走私手機涉案價值就達178萬余元。順著這條線索調查，挖出了一個“繼廈門遠華走私案、湛江9898走私案后，史上全國第三大走私案”，當年轟動全國。

　　該案件中的被告黃曉凱在深圳市華強北以“凱奇”商鋪作掩護，招募以其家鄉人為主的骨干成員，在香港、深圳設立走私據點——有人專門負責將訂購的手機拆分成主機和配件后，由雇請的一大批“水客”，以人身藏匿等方式走私入境，配件通過物流公司走私入境。入境后在深圳華強北銷售。僅僅兩年間，從香港走私入境的品牌手機共計5261960部，價值人民幣78.4億元，偷逃應繳稅款達11.39億元。

　　鋌而走險：水客走私利用法律空白

　　實際上，不僅是職業水客，一些來往兩地間上班、辦事的普通職員和市民，也加入了兼職水客的行列，更加大了打擊水客走私的難度。

　　由于工作原因，朱先生每周都要往來于香港和深圳間，看到“水客”業務沒有成本卻有利可圖，他動心了。今年6月，朱先生做了第一單生意，此后每星期去香港幾乎都不空手而歸。帶貨費一般是貨物價格的20%，單筆業務最少也能賺100元。“我一次只帶一兩部iPad或者iPhone過關， 如果是一些日用品，查得松，就會多帶些。跑到現在，還沒有什么問題。”

　　代購行業也有人連打擦邊球——“別帶手機出去，到香港買個iPhone用著回來”，“出去拎個塑料袋，回來直接把LV背回來”…… 論壇上，不少網友面對海關目前嚴查的狀況，紛紛給“代購”出主意，試圖通過偽裝成“自用物品”順利過關。比如，讓包裝盒物品分離，包裝盒單獨打包郵寄，而商品則以自用的形式帶回來；大包裹分拆成小包裹分別寄回來；或者直接讓柜臺營業員小姐帶貨過境。這些灰色的代購利益鏈也壯大了水客群體。

　　據羅湖海關測算，水客日進出境次數平均在10次左右，單日進出境最高次數達32次，有的水客差不多30分鐘進出境一次。水客群體隱形壯大不僅加大了其他旅客的通關成本，也給海關帶來了額外負擔，因為海關對水客的每一次違法行為，都要嚴格依法定程序和要求處理。

　　羅湖海關辦公室余主任告訴記者，海關工作的四大職能——監管、征稅、打私、統計，從重要性來說，打私只是其中位列第三的工作，而打擊水客更是打私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現在卻占據了羅湖海關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在羅湖海關，工作人員只有160多個，就是連軸轉一天也只能查驗3萬人，其實只占據整個通關人數的1%而已。

　　她向記者坦言，水客問題其實是個老大難的問題，一直存在，光靠海關一己之力是沒有辦法治理的，需要邊防、公安、海關聯合起來才行。比如，能否實現海關與邊檢部門共享旅客通關實時信息、實現由海關通過證件閱讀機自行采集旅客實時通關信息、實行小通道、卡口式管理；而大部分“水客”是香港、澳門居民，這又使得問題更加復雜化。

　　海關總署緝私局副局長朱峰近日在接受央視采訪時指出，法律的滯后是讓水客們有恃無恐的一大原因。

　　據了解，海關現行的規范性文件，多為上世紀90年代制定頒布，多年未曾修訂。當時的政治經濟背景與目前的情況已經相去甚遠。與水客治理緊密相關的短期多次往返旅客監管法規一直空白，使得海關在打擊水客走私方面缺乏足夠有力的法律法規支撐，甚至面臨無法可依的窘境。

　　我國法律規定，個人走私普通貨物偷逃稅額達5萬元，才構成刑事犯罪。熟悉海關法律的水客就是鉆了這個法律空子，每次走私偷逃稅額均控制在5萬元以下，讓海關望“水”興嘆。

　　在水客走私被發現后，按現行海關規定，水客可以選擇對物品補交稅，或者是退運。而如果水客選擇退運，就沒有任何經濟損失。大多數的水客還會第二次、第三次地換人、換方式把貨帶進來。

　　也就是說，水客們帶的貨品往往都不夠立案的標準，現有的退運、沒收、罰款等方式對帶貨水客影響有限，大部分水客不僅不承擔沒收和罰款損失，多次受到行政處罰的職業水客在進出境資格和海關監管方面受不到任何限制。

　　另一方面，治理螞蟻搬家式的水客走私也面臨著一個日益激增的市場大環境。從另一種意義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問題。

　　據統計，中國出境購物消費每年達30多億美元，而且一直呈上升趨勢。價格差的存在是導致水客激增的重要原因。水客們看準這個空間，為那些不能經常邁出國門的人提供“便利”。“如果內地能徹底放開市場競爭，價格自然會降下來，水客自然也沒有了生存空間，要根治水客，就要先根治‘水貨’ 這個大的產業鏈”。（本報記者 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