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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人員還表示，如果不嫌麻煩，消費者也可以自行前往舊家電鋪購買一臺，“60元左右可以買到一臺21英寸的舊家電”。“沒有舊家電也一樣可以參加以舊換新的，這肯定沒問題”。而另一方面的消息是，國家試點的回收分解廠的貨源都被二手市場搶去了。二手產品增多又沖擊了生產環節，違背了當初下鄉以舊換新刺激生產的初衷。

俞女士在家電下鄉活動中只買過一臺熱水器，然而，家電下鄉信息管理系統的記錄卻顯示，

截至去年12月中旬，她已買過包括兩臺冰箱在內的5件家電。事實上，就在俞女士買熱水器時，銷售人員便復印了她的身份證，盜用她的身份證、戶口簿等信息，為其他非農戶人員購買了另外4件家電下鄉產品，騙取國家家電下鄉補貼。

有消費者在網絡上投訴，有些商家對非農客戶購買的家電產品當作“家電下鄉”產品向當地財政部門申請補貼，虛報冒領財政補貼資金。

顯然，家電經銷商利用身份證騙補的行為并非個案。此前，據相關媒體報道，在一些騙補猖獗的地方，經銷商干脆直接帶著復印機到農村去，收老百姓的身份證復印，然后拿著這些身份證復印件，由廠家和經銷商一起開具假發票，在“資料齊全”的情況下騙補國家補貼。

“騙補”行為將本來讓利給農村消費者的財政補貼資金收入“自家囊中”，損害了政策的初衷。有媒體透露，根據最新公布的調查結果，幾乎所有廠家和商家都或多或少有造假騙補情況，家電下鄉騙補已成為全國各地共面臨的公共治理難題。不禁要問，“騙補”行為緣何泛濫成災？不管是家電下鄉，還是以舊換新，政策層面已相當清晰，目前出現的負面事件也并非政策未及之處。追根溯源，監管乏力難辭其咎。

最新刊發的《關于加強家電下鄉、家電以舊換新監管防止騙補等有關問題的緊急通知》最具沖擊力的莫過于是增加了監察的力度，要求地方商務主管部門要會同財政等有關部門加強對中標流通企業及銷售網點的月抽查力度，每月抽查比例不得少于10%；財政部門對家電下鄉補貼2臺（含2臺）及他人代領的要100%抽查。 [NextPage] 莫讓農村成為“垃圾站”

家電下鄉活動中，工商部門多次查處假冒產品，全部是廢舊家電換上新殼，冒充新產品在市場上進行銷售，銷售時還掛上“家電下鄉”的橫幅，坑害農民，騙取國家補貼。還有個別中標企業乘著“家電下鄉”，將庫存積壓的滯銷產品、次品、不合格產品混入其中，“家電下鄉”城市反哺農村的政策初衷，演變成了農村消化企業庫存。

在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的活動中，有的企業借機抬高價格，聲稱不能還價，要還價就不能領取家電下鄉產品標識卡，先抬高20%，再降低13%銷售。本來一款價格可能是3000元的冰箱，一旦中標家電下鄉產品目錄，其標價立馬成了3300元。家電下鄉之后，即使扣除財政補貼，最終到老百姓手里，還是比原來的價格貴。本來屬于老百姓的實惠，都被廠家和經銷商聯手套走了。

一些企業只有一兩款產品進入家電下鄉目錄，卻“私自”把其他滯銷的、落后的產品也都貼上家電下鄉的標簽，以次充好，蒙騙補貼。有的商家硬性搭配非家電下鄉產品，提高營業額。

有的沒有取得家電下鄉資格的非中標企業和銷售網點借機銷售冒牌的家電下鄉產品，聲稱不要財政補貼就可以得到五折、六折的高折扣，有的甚至玩起了自己出錢補貼的“貓膩”。

在“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這場聲勢浩大的“新農村運動”中，很顯然，企業都看到了商機，將其看成是拓展市場的良機。“大家都在搶入圍資格。”南京中電熊貓家電公司副總經理周坤就曾直言，地方小家電品牌只有依靠家電下鄉開拓農村市場，否則根本找不到自己的市場生存空間。

也許對于一些企業來說，“中標”就是為了賺錢，并沒有持續經營的目標。農民維權意識低，維權成本高，權益被損害時，不具備爭取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企業很少會被追究責任。然而，這并不代表此番作假沒有損失和不良后果，其背后恰恰埋下了更深的隱患，便是百姓對政府以及政策的不信任，惠民之舉變了味道，成為了失信于民的“利器”。

莫讓政策“紙上談兵”

最新刊發的《關于加強家電下鄉、家電以舊換新監管防止騙補等有關問題的緊急通知》的另外一劑猛藥是，對查實有騙補等行為的相關生產企業、流通企業及銷售網點，將采取取消中標資格、投標資格以及扣繳保證金等多種方式予以嚴厲處罰，建立企業黑名單制度，實行全國通報，違規企業5年內不得享受國家有關政策優惠。

而早在此前，財政部、商務部和工信部三部委就發布“紅牌榜”和“黃牌榜”以示規范，然而，政策并未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也并不妨礙家電企業下鄉“圈錢”的興致。 [NextPage] 中國家用電器協會秘書長徐東生就曾公開表示：“其實三部委對家電生產企業所發放的‘紅黃牌’負面影響，根本無法到達農村市場。在農村某個區域市場，基本還是當地強勢經銷商說了算。”

而記者調查發現，對于農村消費者來說，能否獲得13%的家電下鄉補貼，是考慮的重要參考因素，此外，消息的不暢通，使得商場推銷成為農村消費者購買某種商品的直接原因。山西農民邢女士告訴記者，家里所有的家電都是在當地最大的電器經銷商那里買的，而至于買什么品牌，就看當時商場推銷什么，什么搞活動。當記者問到是否還會購買登上“紅牌榜”的家電企業的產品，邢女士直接告訴記者，并不知曉有“紅牌榜”這回事。

海信科龍相關負責人談了自己的親身感受，一些從外面看門店很臟、貨物堆放很亂的家電修理部，由于老板在當地擁有較高的口碑和人緣，成為許多農民購物的首選地。不分品牌、不問功能，只要跟老板談個價格，推薦一個品牌就成交了。

顯然，“紅黃牌榜”的負面影響最多只能到達城市市場，而到不了農村市場。在農村市場，中小家電品牌只要找到有實力的經銷商，即使是登上“紅牌榜”的家電企業，除了不再投標亮“紅牌”的產品種類，還是可以肆無忌憚地廣泛進入其他類別的家電下鄉產品。再一次敲響警鐘，任何清晰的政策如若沒有得力的執行，只能流于“紙上談兵”。

如果說政府招標、企業中標的階段，考驗的是政府的決策力、企業的綜合實力和產品性能等；那么，當政策推向執行階段、產品推向市場之時，考驗的便是政府的執行力，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真刀真槍的拼殺在所難免。

事實上，立足于長效執行的下鄉營銷本身無需借助于任何投機取巧的做法，即可在家電下鄉的商機中取得豐厚的市場回報。所以，真正成熟的商家絕不會“圖一時之快”，而必然選擇“不急不躁”的長效營銷戰略。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所需要的便是嚴把每個關，站好每個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