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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第38期封面

　　顧雛軍向本刊詳述“科龍案”原委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南焱 | 北京報道

　　顧雛軍(微博)老了，也瘦了，但依然倔強。

　　格林柯爾創始人、原科龍電器董事長顧雛軍被關押了七年一個月零九天。9月6日，從廣東省肇慶四會監獄出來，顧雛軍與接他的親友趕往機場直飛北京。從出來的第一分鐘到往機場的路上，他一直在看一篇名為《民營企業家顧雛軍的牢獄之災》的文章，這篇文章發布在網絡上為其喊冤。顧雛軍連看了9遍，頗為動容。

　　出獄后的第八天下午，頭戴“草民完全無罪”的顧雛軍，召開了一個場面出乎預料的新聞發布會為自己“平反”。同時，他現場散發“舉報信”，痛斥包括一位現任副省級高官在內的“中國最邪惡的4個人”，稱他們“利用職權對其加以陷害，侵奪他的科龍股權”。

　　然而，拿不出更多證據的“舉報”隨即被各方批為“無稽之談”。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9月14日表示，證監會始終歡迎社會監督，監督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相關各方均應對自己的言行承擔相應的責任。而事實上，早在2006年，證監會即對“舉報信”做了相應回應。

　　針鋒相對，7年前那場充滿爭議的審判，以其明顯的時代烙印及典型性，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商業社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且至今都存留著未決的懸疑：在顧雛軍與地方政府的暗合下完成的“虛報注冊資本罪”，為何只處罰個人而不處罰地方政府的相關責任人？民營企業家的合法產權如何保障？在不完善的法律制度環境下，如何評判灰色地帶行為的法律性質？

　　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曾表示，“做企業最可怕的是你把自己當老大，政府把你當孫子，那樣就完蛋了。”然而，入主科龍后，顧雛軍極少跟當地企業及政府直接交流。也正是因為他的“孤傲自負”，未能妥善處理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才最終導致他敗走科龍。

　　重出江湖的顧雛軍沒變，此次甚至擺出魚死網破的架勢。

　　紛爭背后的真相如何？時間和日益完善的法律將證明一切。

　　不“平反”就太窩囊了

　　7年之后，出現在媒體閃光燈下的顧雛軍已是兩鬢斑白，不見當年的意氣風發，明顯消瘦的體形與7年前的西裝顯得很不合體。

　　“坐牢是最好的減肥方式。”9月15日，顧雛軍在北京安徽大廈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自嘲說。

　　之前的一天，100多家媒體出席他出獄后的第一場新聞發布會。

　　這有點出乎他的意料。“原以為也就二三十家。”一開始他只準備了50份名為“舉報信”的材料，到了前一天晚上，已經有80多家媒體打電話過來。記者會當天，他們發出去170份材料。

　　在這份長達27頁的舉報信中，他痛陳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范福春、公安部原部長助理鄭少東、廣東證監局原局長(現任大連商品交易所所長)劉興強和一位現任副省級高官為“中國最邪惡的4個人”，歷數他們的罪狀，并稱他們每人收受了其曾經的競爭對手——美的集團“1000萬美元的賄賂，利用職權對其加以陷害，侵奪他的科龍股權”。

　　“這是最好的喊冤方式，也是我最熟悉的，你知道，以前我開過很多新聞發布會。”顧雛軍說。

　　但在很多人看來，這也許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至少不被認為是政治上成熟的辦法。他的一些朋友勸他轉而尋求低調、隱秘的解決之道。“而且，他舉報的人中，公安部原部長助理鄭少東，已經被判了死緩；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范福春也已退居二線。大張旗鼓地這樣公開舉報實屬不必。”顧雛軍的一個朋友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甚至，有采訪對象“出于善意”托記者勸說顧雛軍：讓他千萬不要再鬧了。“我們根本無法說服他。”

　　顧雛軍很固執、倔強，與他的聰明絕頂一樣。這是人們對他共同的評價。7年以來，這些性格，他始終沒有改變。

　　顧雛軍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在里面憋了那么久，現在把我放出來，我是一定要為自己‘平反’的，哪怕你明天就把我抓進去。不然，太窩囊了。”

　　據顧雛軍自己說，他在監獄里每天都罵那4個被他舉報的“貪官污吏”。根據監獄的減刑規定，到今年4月，他已經符合減刑的申報條件，但他在4月的申請沒有獲批。“原以為6月的申請也仍然不會獲批，我自己的預計是8月再申請一次，10月以后能被放出來，但沒想到6月的申請獲批了。”他至今沒有弄明白，在這個時間點，為什么能被放出來了。“可以確定的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出來是一定要要求‘平反’的。”

　　被高調舉報的那些人

　　根據顧雛軍的說法，在科龍被證監會立案調查之前后，許多當地的供應商告訴他，美的花了5個億要扳倒他。

　　中國證監會第一時間在官方網站上回應，稱始終歡迎社會監督，監督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相關各方均應對自己的言行承擔相應的責任。

　　《中國經濟周刊》就此事聯系了中國證監會的工作人員，他表示，按規定走程序之后給予答復。但在本文最后截稿時，尚未得到答復。

　　9月14日當天，美的便通過其官網做出回應，稱顧雛軍的有關言論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將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

　　同樣是14日，劉興強接受媒體采訪回應稱，若顧雛軍提起訴訟，他不僅可以應訴，還要告他誣陷。

　　“我現在就等著他們來告我。”顧雛軍說，他不懼怕任何人，他手上有大量的證據，“相當一部分是劉(興強)的敵人提供的，這個證據我現在還不能拿出來。”

　　據顧雛軍稱，劉興強擔任廣東證監局局長期間，作為上市公司的美的未曾被例行年檢過。“檢查小組要到美的進行例行年檢，結果開車開到一半，被劉(興強)打電話罵回去了，罵得狗血噴頭。為什么其他公司都要例行年檢，就美的不要？”根據顧雛軍的講述，數年前，他曾宴請劉興強的弟弟劉興龍，“飯桌上，劉興龍親口告訴我說，他每年都能從美的拿到2000萬美元的訂單，而我們科龍從來沒給過他訂單。”

　　關于這一說法，顧雛軍未能提供進一步的證據予以證明。美的的一位負責人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斥之為無稽之談。《中國經濟周刊》也試圖聯系劉興強，其助理表示，劉目前人在國外出差，無法回應。

　　顧雛軍直言對其舉報的4個人深惡痛絕。其中，一位現任副省級高官在他坐牢的這7年里平步青云更讓他憤憤不平。

　　根據《廣州日報》的報道，該副省級高官擁有深厚的學術基礎：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經濟學專業畢業，經濟學博士，高級經濟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2003年開始由金融高管向高級官員轉型。

　　這位官員“才華橫溢”，其升遷之速度亦令人驚訝。其履歷顯示，2006年10月—2011年7月短短不到4年的時間里，他從一個地級市常務副市長升任該省副省長。

　　至截稿為止，未見該官員公開就此事做出回應。[NextPage]　顧雛軍(微博)的政商關系學

　　在《中國經濟周刊》對顧雛軍長達2個多小時的專訪中，除了“申冤”，顧雛軍基本上不想談任何其他的問題。

　　這個“聰明絕頂”的人在7年的高墻歲月中在思考些什么？他是否曾經反思過當年的失誤？他很直接地回答，“不討論這個問題。”

　　有人評價說，7年牢獄之災后，這個人在政治上仍然不成熟。

　　但在中國復雜的政商關系中，顧雛軍不是不花心思的。2005年，曾有媒體通過香港聯交所公布的材料統計，當年，顧雛軍創辦的格林柯爾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其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中，曾任農業部國際合作司司長的劉某、原國家環保局副局長王某、原電子工業部某司長蘇某擔任董事，中信公司原總會計師熊某擔任高級財務顧問……

　　從這個團隊構成來看，顧雛軍不可謂不諳政治。

　　另一項頗顯其政治智慧的事件是，在他深陷囹圄的時候，將科龍股權轉讓事宜委托給全國工商聯全權托管。他向《中國經濟周刊》感嘆：“如果沒有這個委托，我已經完了，現在什么也不會有了。”

　　在顧雛軍的講述中，素有“民企娘家人”之稱的全國工商聯，從科龍被調查到顧雛軍被拘押，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與各方進行了積極的溝通、協調與斡旋。最終，科龍的股權轉讓作價9個億，這與工商聯的努力密不可分。

　　2005年5月，證監會立案調查格林柯爾旗下的科龍電器。顧雛軍隨即前往北京“活動”，試圖通過各種關系獲得高層的支持。

　　2005年6月，已經焦灼不安的顧雛軍曾先后三次前往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接洽被稱為“中國刑辯第一人”的律師田文昌。據田文昌向《中國經濟周刊》回憶：顧雛軍的意思是，能不能在一周之內幫忙協調證監會，讓證監會再給些寬裕時間。田文昌對顧雛軍表示，時間太倉促，恐怕無法實現他的想法。

　　當時，田文昌建議顧雛軍盡快賣掉科龍股份或進行重組，同時，讓他做好時刻可能被抓進去的準備。

　　但顧雛軍仍不甘心，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說，他一直認為他不可能被抓的。

　　“他太自信了。”田文昌說。這導致他在許多問題的判斷上有失偏頗。

　　2004年底，上述現任副省級高官，時任某地級市區委書記。“他例行到我們公司來調研，我親自接待他。如果說我這個人不懂事的話我覺得是沒有道理的，他也就是個縣級干部，我親自接待他，而且親自陪同他做講解和參觀，我認為我已經盡了我應盡的職責。”即使到現在，在處理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方面，顧雛軍仍顯得過于自信和傲慢。

　　2005年7月，在被拘押的前10天，顧雛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仍說：“當地政府，我從來不請他們吃飯，我覺得我做好科龍，應該你來請我吃飯才對啊！”

　　雖然從道理上講，他的這句話沒有什么不對，但據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在成功收購科龍之后，顧雛軍逐漸表現出來的傲慢甚至狂妄，讓地方政府很不愉快，他們感覺已經失去了對科龍及顧雛軍的控制。

　　顧雛軍始終認為，上述副省級官員收受了賄賂，并使盡渾身解數與當地的競爭對手美的合謀趕走他，搶奪他在科龍的股權。

　　但對“賄賂”之說，他并未給出實證。《中國經濟周刊》追問顧雛軍，他在此之前與此官員的關系是否和諧，他回避了這個問題。

　　顧雛軍曾經找過田文昌幫忙打官司狀告佛山市順德區政府，但田文昌認為，這個官司沒法打，因為當時仍無發現牽涉到有法律依據的侵害事實。

　　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的多位人士分析，未能妥善處理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是顧雛軍敗走科龍的重要原因之一。

　　9億科龍股權轉讓款歸誰？

　　在漫長的高墻歲月里，顧雛軍是否反思過這一點不得而知。顧雛軍說，在里面他主要看了兩種書，一種是尋求為自己辯護的法律書籍，另一種是為成為一名出色的物理學教授奠定基礎的數學書籍。

　　他說，若“平反”無力回天，物理學教授將是他的歸宿。

　　顧雛軍出來之后有一種強烈的不適應感。他發現，北京已經不是7年前的北京。那時候，他所居住的望京還是一個荒僻之地，現在已是北京最繁華的地段之一。他說，自己開車連家都找不到了。

　　與他同監房的一個獄友已經被關了十六七年。他發現，一個人長時間地與社會隔離是會變傻的。“(他)跟人說話都不知道怎么說，你發現他說的話都是1993年時的觀點，常常說出一些很奇怪的話，他沒有用過手機，甚至也沒見過手機。”

　　也許，顧雛軍的不適應感也會隨之而來，例如，他需適應巨變之中的家電江湖、金融市場，乃至整個中國經濟。他還要適應，在網絡新聞快餐時代，關于他舉報的新聞或將會被不斷更新的熱點取代而成為“斷頭新聞”。

　　他有一個心理的底線，“2006年4月底國務院辦公會議的決議，是我唯一能接受的一個決議。”根據顧雛軍所理解的決議精神，目前仍未處置的那9個億的科龍股權轉讓款應歸屬于格林柯爾。

　　顧雛軍說，他絕不接受其他的任何分配方案。此亦為他開新聞發布會的重要目的之一。

　　“當然，對我而言，真理和公正比錢更重要。我即使不要這個錢，也要一個公道。”顧雛軍說，他已經做好了再次被抓的準備，寫了很多留言給家人和學生，做事后安排。

　　這頗有魚死網破的架勢。

　　關于梟雄和英雄，曾有人這樣形容兩者之間的關系：所謂梟雄，是那些在前進路上過早倒下的英雄；所謂英雄，是那些達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跡的梟雄。這個比喻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對那個曾經混亂的時代和失范的社會成長起來的企業家的“原罪”。

　　在這個階段，顧雛軍成了梟雄。他還會不會成為英雄？

　　那是后話。

　　(本刊記者張兵對本文亦有貢獻)

　　顧雛軍案大事記

　　1995年

　　成立格林柯爾中國有限公司

　　2000年7月

　　格林柯爾在香港創業板上市

　　2001年10月

　　收購科龍電器

　　2003年6月

　　入主上市公司美菱電器

　　2003年12月

　　出資4億余元入主亞星客車

　　2005年1月

　　登上第二屆“胡潤資本控制50強”榜首

　　2005年5月

　　證監會立案調查科龍

　　2005年7月

　　顧雛軍因經濟問題被拘押

　　2006年9月

　　證監會公告稱顧雛軍七項違法

　　2006年11月

　　顧雛軍案開庭審理

　　2008年1月

　　顧雛軍一審被判12年執行10年

　　2009年4月

　　顧雛軍領刑十年并處罰金680萬

　　2012年9月

　　顧雛軍出獄[NextPage]　口述“科龍案”

　　顧雛軍(微博)：我對中國的法律有信心

　　口述：顧雛軍

　　整理：《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禍起科龍收購

　　這個故事開始于2001年我對科龍的收購。

　　這一年7月，佛山市順德區政府通過投資銀行主動找到我們，洽談科龍收購事宜。

　　之前的一年，科龍已虧損8個億。但談判的時候，科龍剛做完半年報，有1000萬的利潤，他們要價5.6個億，而且非常牛逼哄哄地。我心想，既然沒有誠意就算了。

　　沒想到，到了9月底，畢馬威做的季報，預計科龍2001年的虧損可能要達到8個億，順德區政府著急了。他們給科龍擔保了18個億的貸款，如果連續兩年巨虧，18個億的債務肯定要政府承擔了。他們于是又來找我，從5.6億降到3.5億。對順德區政府來講，不是少了兩個億的問題，如果不逃出來，就是18個億的問題。他們每天來找，想把所有的問題都趕緊解決。

　　當時我也猶豫，萬一當年虧損10個億怎么辦？順德區政府非常客氣地說，科龍原來每年一直繳稅1.7個億，你今后每年交1.5億就夠了。基本的審計報告也表明，科龍確實有35億的銷售額，而且是在增長的。這是我看中科龍的原因。我在中國看過160多家公司，最后買到手的只有4家，這說明我們買公司是很慎重的，對科龍也一樣。

　　最后就以3.5億價格成交了。2002年1月，我正式接手科龍。但那時候的輿論是，沒有人會認為我能把科龍搞好。他們認為，這個公司已經是大企業病了，你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名不見經傳的人能搞好中國的企業？確實，當時這個公司誰也不敢要，連美的都不敢要。

　　當然，我也從來沒做過虧本的買賣，我的任何一筆買賣都是賺錢的，包括科龍，我買的時候是3.5億，出事以后賣出是9個億。

　　從一開始我就明白，能不能搞好科龍，在于我有沒有能力把它的成本降下來，有沒有能力把它的銷售額搞上去。如果銷售額上不去，就無力回天了，等于我收購的項目打水漂了。當時我就跟我身邊的人說，如果你們跟了我去科龍，那就不會有節假日，也不會有個人的時間，這個公司如果不從危險境地走出，我們就什么都沒有了。

　　我們做得很成功。第一年就把冰箱業務的成本降了48%，空調降了35%，當年就實現了盈利。第一年做了67個億的銷售額，第二年是80多個億，第三年是128個億。而我接手之前，它只有35個億的銷售額。

　　上繳政府的稅收也從1.7個億一路增至5.6個億，很多人質疑我說，科龍不可能做到上繳5.6個億的稅收。但一個民營企業家不可能因為虛榮而去多繳稅，民營企業不漏稅就已經很了不得了，我為了吹牛去多繳稅這種可能性絕對沒有的。

　　我認為，要讓一個企業盈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好的團隊。我喜歡用高素質的人，接手科龍以后，我招了870個MBA研究生。這些人有很強大的執行力，智商很高，能很快反饋回來市場的走向，當年就有很好的效益。

　　等我把這家公司變成一家非常優秀的公司的時候，郎咸平(微博)出來說，國有資產被賤賣了。真是氣得我心里在滴血。當時你誰也不看好，認為我是個傻瓜，等我弄好了，就變成國有資產被賤賣了。

　　入獄前的較量

　　更讓我想不到的是，我把科龍搞好了，他們要抓我，抓我不是買我的公司，而是要搶我的公司，一分錢都不想出。

　　2005年2月，時任順德區委書記的陳云賢突然把我叫到辦公室去，問我知不知道證監會要來調查科龍。我說，我不知道，例行巡檢已經查過了，一些小問題需要整改，都已經解決了，也不怕查。他說，要查你就一定有問題。

　　沒想到，他說的后來竟真的都應驗發生了。

　　當月，科龍的高管突然被限制出境，我們沒有人知道自己被限制以及為什么被限制。

　　當年5月，科龍被立案調查。那個時候正好是科龍的銷售旺季，如果這個時候公告，供應商和銀行肯定擠兌我，那科龍就完蛋了。

　　當時科龍的老員工告訴我說，科龍有什么困難，你要去找歐廣源。歐廣源時任廣東省委副書記，他跟我是沒有交情的，如果不是科龍出事，我都不會認識他。但他與科龍有很深的淵源。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的那句“發展就是硬道理”就是在科龍說的，當時歐廣源是佛山市委副書記，一路陪同。某種程度上，科龍被視為是順德的政治招牌，科龍人認為，歐廣源是不會讓科龍倒的。

　　后來我找歐廣源的時候，發現他真的很熱愛科龍。他馬上給當時的證監會副主席范福春打電話，打了6個電話，我就在旁邊坐著，都聽得清清楚楚。第一個電話說，能不能不公告？范福春說，不行；第二個電話說，能不能按例行巡檢公告？也不行。

　　沒辦法了，歐廣源問我，還有什么辦法？我說，如果一定要公告，能不能說明因什么原因被立案調查。如果公告說明是因為整改報告被立案調查，這應該也是合理合法的。范福春還是不同意。最后歐廣源急了，說科龍有3.5萬人，如果這些人真的因為公告而失業，這對佛山市政府和順德區政府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范福春說，這是你們地方政府的事，我們不管。

　　2005年5月10日，科龍被立案調查的公告就出來了。公告稱，公司因涉嫌違反證券法規已被證監會立案調查。第二天，200多家供應商到我辦公室門口等著要錢，銀行也派人來談。下午，廣東省政府召集廣東省銀監局、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開聯合會議，銀監局和人民銀行允諾，不允許任何一家銀行從科龍抽貸款。這已經是最大的支持了。同時要求順德信用社新發3個億的信用債作為過渡貸款，我們把管理權托管給順德區政府。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事情。

　　但那3個億的過渡貸款一直辦不下來，陳云賢不讓辦，讓我去找他。我去找他，結果他說，你要把股權無條件托管給我。但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給他管理權，但股權還應該是我的呀，這不等于是明搶嗎？我當然不能同意。后來，我告訴歐廣源，地方政府提出要無償托管股權的時候，他大吃一驚。

　　沒有貸款，科龍先是處于半停產狀態，最后就完全停產了。

　　2005年7月15日，廣東省公安部門調查以后開了個結案會議。這個會議上說得很清楚，科龍沒有刑事責任。很快，廣東省政府就跟我和全國工商聯聯系，讓我們去談股權轉讓的問題。之前，我已經委托全國工商聯，萬一有什么問題，由全國工商聯全權托管我的資產。工商聯就是我們的娘家，如果沒有這個委托，我已經完了，現在什么也不會有了。

　　這里有一個插曲，曾經在6月底，全國工商聯為了拯救科龍，組織了一批經濟學家到佛山開會，會議的主題是如何保護民營企業家。當時的廣東省某領導還請全國工商聯的領導吃了飯。吃飯的時候，廣東省領導說，這個人(顧雛軍)是個壞人，是個奸商，挪用了科龍55個億，我們一定要處罰他。工商聯的領導說，他不是奸商，而且把科龍做得也很成功，挪用55個億應該不可能。工商聯的領導回北京的當天就讓我馬上寫個報告，將我及科龍的情況完完整整地向上述廣東省領導匯報。

　　這份報告最后通過全國工商聯轉給了上述廣東省領導。我后來想，這份報告應該是起了作用，不然7月15日的會議不可能說我們沒有刑事責任。因為如果按照順德的匯報，應該是很大的刑事責任。

　　7月22日，我和全國工商聯執行副主席謝伯陽、全國工商聯法律顧問項洪一起到順德去見陳云賢，談股權轉讓問題。到了順德，陳云賢說，他有重要公務出差了。區長周天民單獨跟我談。在這之前，我已經從廣東省知道，順德的決定是賣給當地的美的集團。我跟他說，我已經跟長虹談了14個億，跟海信談了12個億，如果你們出12個億，我就賣給你們。但沒談攏。

　　陳云賢出差回來后單獨見了謝伯陽，大約半小時。謝伯陽跟我說，陳云賢沒有談更多的事，只是說，“如果顧雛軍不把科龍零成本給我們，就抓他。”

　　我當時認為，陳云賢也就是虛張聲勢罷了。結案會議都說了沒有刑事問題，我也因此一直認為我不可能被抓，這也是我沒有給我父母留任何生活費的原因。

　　但7月29日，我真的被抓了。出來以后，很多記者問我，如果當時知道他真的會抓我，會不會無償把股份給他，我說我仍然不會。這是我的股權，我為什么要給他，這不是搶錢嘛。事實證明，我最后還是賣了9個億啊。[NextPage]　民營企業家的風度是有代價的

　　2006年4月底，在我被捕9個月之后，國務院專門召開了一次關于科龍集團資產重組的辦公會議。

　　后來，相關人員到看守所向我轉達了這次國務院辦公會議的內容。在這次會議上，全國工商聯提出來要對我取保候審，我在科龍的股權轉讓價格確定為9億元。當時還有領導特別強調，誰都不許強迫我簽字。我當時聽了是很激動的。

　　之前，在南海看守所，我曾簽署了科龍股權轉讓的意向書，進去之前，跟海信談的是12個億，坐牢以后海信要求降價了，這也是人之常情，最后意向書上的價格降到了9個億，與此同時，科龍的管理權托管給海信。

　　但到了2006年4月，科龍的銷售旺季，海信突然提出來降價，降到6.8個億。9個億是我的底線，我不能同意。廣東省和全國工商聯于是研究了一個解決方案，既然科龍欠我的錢，至少3個億以上(廣東省認為欠2.2個億)，那就先由順德區政府先墊2.2個億出來還給我，這樣就湊成了9個億。

　　我為什么一定要9個億呢？因為格林柯爾的全部銀行欠款是8.5個億，需要9個億才能支付，等于我賣了科龍股權就能把格林柯爾的全部銀行貸款還上，也就不需要拍賣了。這8.5個億的銀行欠款是最高院的人到看守所跟我一筆一筆核對出來的，最后也是以這個數據上報國務院。

　　當廣東省代表到南海看守所讓我簽科龍股權的轉讓協議，我提出來先取保候審，哪怕出來在看守所大門口簽字，因為我擔心，萬一我簽了字你不取保，我怎么辦？我一直咬定這個態度。后來，全國工商聯派了一個副主席來跟我談，他帶來了全國政協一位副主席的口信：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已經形成共識給你保外，但保外是需要時間的，你不能拿科龍轉讓的事來要挾保外，你要表現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風度。這個批評是很重的，我認為也很有道理，就簽字了。

　　后來如大家所知道的，我被關了7年多才出來。很多人說我很聰明，我覺得我真的太傻了，當時我要真不簽字，逼迫廣東方面讓步，也就取保出來了。

　　我是很冤的

　　2008年，我因虛報注冊資本罪、違規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資金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這是很冤的。

　　2001年，第一次跟順德談5.6個億收購的時候，決定要注冊一個公司。根據當時的法律規定，對外投資不能超過注冊資本金的一半，如果要5.6個億成交，最少要注冊一個11.2億的公司，注冊12億的公司是比較安全的。但我跟他們說我不會注冊一個12億的公司，因為我沒有那么多閑錢放在賬上。于是，當地工商局就想了個辦法說，這個公司符合高新產業群，可以申請高新產業證書，知識產權可以作價入資，任何比例都沒問題。因為我有十幾項專利，后來定了9個億的專利評估，加上3個億的現金，注冊了一家公司。但申請高新產業證書走程序是需要時間的，這段時間內，如果要注冊成立公司，政府提供擔保就行。9月底以后，順德政府已經很著急要脫手科龍了，于是提供了白紙黑字的擔保。

　　最后，我們確實拿到了高新產業證書。但因為這個事情，給我判了個虛報注冊資本罪。可所有這一切都是順德區政府辦的，包括提供什么材料，找哪個會計師行驗資等等，全部都是政府辦的，我都沒有參與。因為中國的習慣就是，政府招商，就幫你把手續辦全了，怎么可能是我去辦？頂多派一個人跟著。后來，我們跟著去的這個人被判了一年，關了兩年半。如果真的犯罪，也應該由政府承擔，而不應該抓我。

　　挪用資金罪也是不成立的。

　　原來科龍的債務是由政府提供擔保的。政府擔保，銀行是愿意借錢的。但我接手以后，政府就不能擔保了，我只能用國內的科龍控股公司擔保，但當時借款還是很困難。而且，科龍原來只有35億的銷售額，我接手以后的銷售額翻番增長，所需要的流動資金量當然也是翻番增長，這樣，科龍每年的貸款都有問題。這種情況下，我只能悄悄地從格林柯爾借錢給科龍，而且還不敢公告，一公告會引起銀行的連鎖反應，認為你科龍連錢都貸不到，就更不會放貸給你了。每年的5、6、7、8月是空調的銷售旺季，到了9月份，錢都回來了，那時候科龍賬上的現金最少也有20個億。所以，從2002年開始，每年都是格林柯爾夏天借錢給科龍，科龍秋天還錢給格林柯爾，從賬上看是平的。

　　我問過香港的律師，格林柯爾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借錢給科龍要不要公告？他說，先借了再還的這種情況不需要公告。不公告最多也就是譴責一下，不構成什么刑事責任。

　　直到2005年2月科龍被立案調查，2004年借格林柯爾的錢就還不上了。廣東省在我坐牢以后，請畢馬威做了一個專項審計報告，結果是科龍欠格林柯爾3.5個億。最高院有一個司法解釋，按照司法解釋，如果一人多次挪用資金，應以最后的余額作為量刑的標準。最后的余額是科龍欠我的錢，這個罪名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立的。

　　我的牢獄生活

　　在監獄里，就很簡單了，我就是一個坐牢的人。現在的監獄管理也比較規范，至少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我屬于A級管理犯，享受的管理待遇等同黑社會頭目。我所住的監區，總共28個人，17個是殺人犯，我整天面對的都是些窮兇極惡的人。他們基本上每天都用臟話罵我，一罵我，我的血壓就升到230、240，不罵我的時候還在180，我原來怎么也還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監獄的警官勸我要想開一點，我現在的狀況是在坐牢。

　　坐牢的人每個人都在罵，我每天也在罵貪官污吏。

　　我的高血壓到了3級，最嚴重的一級，糖尿病已經有并發癥，還有心臟病，在監獄里屬于一級病殘，一直排在第一名，中途曾有個人超過我，后來他保外就醫出來，我又恢復了第一名的“榮譽”。他們不敢讓我勞動，怕我萬一倒地上腦溢血或中風怎么辦。監獄是很怕我死在里面，因為要承擔責任的。根據我的現實情況，監獄曾以我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為由，呈報保外就醫。但沒獲同意，監獄沒有最后的決定權。

　　保外不成，我就罵獄警，說他們是誰誰誰的走狗，哈哈哈。他們說，不是，誰誰誰管不了我們。他們的態度是：你罵我，我也不理你，反正你罵好了。其實，沒有什么可責怪監獄的，他們該做的也都做了。

　　不用勞動，但每天要學習，監獄里規定，每天要念8個小時書，組長來念，我們聽。在南海看守所的時候，我整天看書，一天可以看18個小時的書，至少是10個小時。因為那時候愁啊愁，整天睡不著覺，所以，看守所的生活就是看書。

　　在里面的這幾年，我看了50本數學書。在我年輕的時候曾經發過一個誓，作為一個物理學教授，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數學書看完，這次終于讓我完成了這個心愿。我在里面最壞的打算是，萬一不行，我就回去當物理學教授去。一個物理學教授，如果把所有的數學書看完了，他總不會一點成績也沒有的。可能也是因為我受了冤案，上天給了我一個補償，在臨出獄的前幾天，終于完成了物理學論文《關于時空量子化的一個數學證明》的修改。我原以為我算不出來了，里面沒有計算器，也不能上網，我是通過純數學推理證明做出來的。這會是有價值的一個論證，至少這個論文讓我去美國當個教授是沒有問題的。

　　在里面憋了那么久，現在把我放出來，我是一定要為自己平反的，哪怕你明天就把我抓進去。不然，太窩囊了。說實在話，一個人坐了7年牢，他就不會在意再坐三年。

　　很多人對中國的法律沒有信心，但我有信心，我認為只要你尊重法律，它就會有力量。你不相信它，它可能就沒有力量。

　　那些出獄的大佬們

　　《中國經濟周刊》見習記者 趙明月

　　黃宏生

　　創維集團的創始人，帶領創維從一個遙控器小廠，挺進世界彩電十大品牌之列。2006年，黃宏生被控串謀盜竊及詐騙創維數碼5000萬港元被判監禁6年。獄中的黃宏生仍緊密關注創維動向，并先后給創維寫了3封信，痛陳創維積弊。2009年被保釋出獄后，黃宏生回歸創維，并擔任創維電視控股有限公司集團顧問，但無權參與日常管理和決定工作。資料顯示，目前，黃宏生與其妻林衛平共持有創維數碼34.17%股權，仍為第一大股東。

　　陳久霖

　　前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他掌舵期間，中國航油凈資產增長近千倍。2004年，中航油因從事油品期權交易導致巨額虧損，幾乎破產。陳久霖在這些事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并在事后隱瞞虧損事實，出售股權套現補倉，而最終落馬，成為第一個因觸犯國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資國有企業老總。在服刑期間，他潛心反思，讀了幾百本書，每天都要讀《聯合早報》。2009年，陳久霖刑滿出獄，并在一年后復出，擔任葛洲壩國際公司的副總經理，并將其姓名 “陳久霖”變更為“陳九霖(微博)”。現在，他在自己的微博中這樣介紹自己：曾經大起大落但樂觀向上的CEO。

　　褚時健

　　紅塔集團原董事長，締造了紅塔帝國，曾是中國有名的“中國煙草大王”。后因貪污被捕被判有期徒刑17年。2002年因患嚴重的糖尿病保外就醫后，與妻子兩個人在一個號稱“鳥不拉屎”的地方承包了2000畝荒山，種起了“冰糖臍橙”。褚時健種橙子時沿用了以前管理煙廠時的辦法，建立了高效的分配與激勵機制，并用高標準嚴格要求橙子的質量。在當地，一般橙子價格是1公斤5元，而褚時健的冰糖臍橙則能賣到1公斤8元，還買不到，常常“有價無貨”。

　　孫大午

　　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把小戶農業做成巨型企業的“農業大王“。2003年5月他被指向3000多戶農民借款達1.8億多元，并被當地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罪名判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同年11月，孫大午出獄后，重回大午，并在之后的幾年里，設計并實施了的私企的“君主立憲制”，將企業股權、經營權、決策權三權分立，互相監督互相制衡。改革后，他選擇的職位是監事長，極少參與企業的日常運營，而把最重要的精力放在了對徐水釜山文化的研究上。

　　闞治東(微博)

　　南方證券原總裁，證券行業教父式的人物，憑借其資本利手，締造了眾多的財富神話。2005年3月，闞治東被警方以“因南方證券坐莊哈飛股份，涉嫌操縱證券價格”為由拘捕。刑滿出獄后，他悄然回歸，2007年11月，闞治東創建了上海奧銳萬嘉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再戰江湖。闞治東現在的身份是上海東方匯富創業投資管理企業的首席合伙人，這家合伙制的創投企業，擁有奧銳萬嘉、徽商基金等多只私募股權基金，資金管理規模數十億元。

　　管金生

　　原萬國證券總經理，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號稱中國證券第一人。327國債期貨事件中，管金生蓄意違規操作，萬國巨虧60億之后，管金生被捕，以貪污、瀆職、挪用公款的罪名被判17年。在獄中，管金生翻譯了一些關于全球化和各國經濟問題的文字。2003年后，管金生申請保外就醫，在上海安享晚年。如今，他在上海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做金融顧問，時常往來于家鄉江西做一些項目。

　　胡志標

　　原愛多VCD創始人，曾被評為20世紀末中國商業歷史永遠不能被遺忘的商界奇才，中國家電業鼎盛時期當之無愧的風云人物。2000年以挪用資金罪、虛假注冊資本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罰款25萬元。獄中的胡志標非常上進，經常看一些金融、財會方面的書，偶爾也會參加監獄里的籃球比賽。2006年，由于獄中表現良好，胡志標提前獲得假釋，開始醞釀東山再起。2009年5月，胡志標組建了一個企業管理咨詢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咨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