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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非營利性機構“中國勞工觀察”網站周五報道稱，富士康鄭州工廠周五發生罷工事件，約有3000至4000名工人參與了罷工。這將影響iPhone 5的產量。

富士康工廠的勞動條件、工人工資和工作時長等問題近期備受關注。報道稱，此次工人罷工抗議主要針對幾乎不可能達到的、超高的工作質量標準。

根據“中國勞工觀察”的報道，北京時間10月5日下午1點，富士康鄭州工廠發生罷工。有工人表示，除了要求工人在節假日加班之外，富士康提高了產品質量標準，但并未給予工人相應的技能培訓。這導致工人生產的產品無法達到標準，從而承受了巨大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質檢員與工人發生沖突，并多次遭到工人的毆打。工廠管理層對于這些沖突事件不聞不問，沒有采取應對措施。這一情況導致了整個工廠范圍內工人和質檢員的停工。

參與罷工的工人主要來自OQC(現場質量控制)部門。根據工人的說法，多個廠房的多條iPhone 5生產線在10月5日當天處于停工狀態。有報道稱，工廠管理層和蘋果提高了對工人的質量要求，例如0.02毫米劃痕標準，以及對外框和后蓋劃痕問題的要求。由于這些要求的提出，工人幾乎無法生產出滿足標準的產品。在此基礎上，今年國慶長假工人不被允許休假。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罷工事件的發生。

質檢員參與罷工并不令人奇怪。一些工人表示，質檢員和工人在工廠K區發生了打斗，導致了CA質檢室的損壞以及一些人員受傷。K區隨后再次發生了類似事件，而質檢員再次被打。本周，L區的質檢員遭到了人身威脅。當質檢員向管理層報告這些事件時，管理層沒有理會。因此，所有日班和夜班質檢員周五都停工，導致了生產線的癱瘓。

“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管李強(Li Qiang，音)表示：“這一罷工是由于工人受到了太大壓力。”未來，預計富士康工廠的勞動條件和工人工資等問題將越來越尖銳，尤其考慮到蘋果的利潤正不斷增長。

今年9月，富士康太原工廠就發生過千人規模的員工沖突。

9月23日晚至9月24日凌晨，富士康太原廠發生暴亂，千名員工毆打警衛破壞廠區設施。

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廠，富士康以其極為出色的代工能力征服了全球合作伙伴，卻始終苦于沒有一套讓自己滿意的“員工解決方案”。

身為“90后”的一員，王大橋（化名）2010年來到富士康，成為深圳龍華廠區iPad 3生產線上的一名工人，平時的工作是把那些從各個地方運來的零件組裝起來，成為一臺完整的iPad 3。電池、主板、攝像頭、屏幕和外殼——這些零部件會按照不同的組，分配給工人進行流水作業。

“工作雖然枯燥一些，但是別的地方也許拿不到同樣的工資。”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2010年6月份的時候他的底薪從900元上調到1200元，到了2010年底，他的底薪已經漲到了2000元，而到了今年3月份，底薪升至2350元。王大橋說，加上加班費，他每個月的收入可以達到4000元左右，一年下來，他可以用這些錢為家里置辦一些新的家具。而他周邊的工友，更多的屬于“及時享樂”型，每個月剩下的錢并不多。

據了解，目前在富士康中，“90后”的隊伍正在逐漸壯大。在富士康的基層員工中，“80后”、“90后”打工者，已經超過了85%。

富士康工會副主席曾經對外描述過他眼中三種典型的富士康年輕人：一種是家庭條件較好，出來不是為了掙錢，主要是看世界，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轉過一圈后，再回去成家立業。

另一種是家庭條件差，出來打工，把每年掙的錢都攢下來，3年攢到五六萬，回家蓋房結婚過日子。

還有一種有理想、有事業心，能吃苦，利用富士康提供的從專科到博士的培訓，實現自己的理想。

王大橋把自己歸類為第二種人，但除了掙錢，他更希望留在深圳。

“回到家里也不一定能適應，沿海城市還是有很大的優勢。”王大橋說，與他同鄉的工友回到家里后，找的工作發現環境沒有太大改善，工資倒是低了不少，“更重要的，待在家里很無聊。”

一深圳制造企業負責人對記者說，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對精神層面的需求遠高于其父輩。不少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能“過得更多彩”，而家里的物質條件并不能滿足這些已經見過世面后的打工者。

但事實上，王大橋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現在因為內遷的事情，很多事業群都在往內地搬遷，因為不愿意回去，很多人也選擇離開了富士康。”王大橋說。

跨部門實施支援是富士康所采取的成本管控的方式之一。“哪個部門訂單過剩，有多余的人力，就把這些多余的人力調配到其他部門進行支援，不再是某條生產線的專門工人。”王大橋說，這樣的調配在今年變得很頻繁，一個地方還沒有呆熟悉就去另外一個地方了，有的更是直接調往外地。

“這也是引起內部矛盾的一個原因。”王大橋告訴記者。在蘋果生產線沒有那么忙的時候，王大橋和工友曾經被安排到深圳富士康觀瀾廠區進行過短期的諾基亞手機生產組裝工作。

“過去長期做iPad產品，對手機的組裝還是有一些生疏，到了不同的組后，對方會進行一些指導，但是指導的時候因為語氣等問題，會產生一些小的矛盾，積聚久了就容易出事。”王大橋說。

對此，富士康管理層一內部人士對本報記者說，富士康試圖改變這樣的情況，但磨合中往往還是會忽略一些問題。

“目前廠區內大部分的員工都是85后和90后，對于他們來說，富士康是一份工作，但也許也是他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去認識社會、去接觸社會。更重要的，不能用原來的管理模式去要求他們。”上述內部人士說，現在的工人通過“短工化”、“旅游式”的打工或者父輩打工的積累基本能夠滿足生存需求，但他們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夠平等地享受城市生活，最終在城市生根。

王大橋說，雖然這里有標準的足球場，有三甲醫院，有企業大學，有情侶座、卡座、包廂座的網吧，但自己都用不上。

在深圳的富士康廠區可以看到，雖然人數和一個城市類似，但其他指標卻遠遠低于城市。“城市里最基本的元素是家庭，但這里卻是單個的個人。城市里有占地面積都很高的社會化設施，而這里雖然有網吧、游泳池等諸多公共設施，卻難以滿足幾十萬人的使用。”一學者評論道。

王大橋告訴記者，對于自己來說，加班時間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響到工資，而這個是他來深圳打工的目的。但除此之外，他希望廠區的管理能夠不那么簡單、粗暴，多一些“人文關懷”，但具體怎么做，他表示自己也說不清楚。

他對記者說，事實上，“服從命令”是每個來到富士康的工人所必須認同的基本規定，不愿意聽從只能辭職。

市總工會曾經如此批評過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新生代農民工對企業現有的管理模式、制度和方式方法有要求變革的強烈沖動，企業本就應該及時加以調整和改變，不斷適應這種變化，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傷害。

一華南高校教授對記者表示，雖然郭臺銘為富士康設計了種種完美制度，甚至會教管理層怎樣提升員工滿意度、怎樣與員工交流等眾多細節，但富士康的“管理鴻溝”還是因為年齡、閱歷、秉性、生活方式等差異而不可逾越。

“但富士康只是一個企業，不能承擔一個城市的社會職能。”此前，富士康相關發言人說。

富士康科技集團是專業從事電腦、通訊、消費電子、數位內容、汽車零組件、通路等6C產業的高新科技企業。自1974年在臺灣肇基，特別是1988年在深圳地區建廠以來，富士康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專業制造商。連續9年雄居大陸出口200強榜首；2011年躍居《財富》全球企業500強第60位。2012年2月，富士康宣布給基層員工再加薪，并承諾降低加班時數；3月份，富士康“血汗工廠風波”出現重大“進展”，被指存在數十樁違反勞工權利行為。2012年5月10日，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新總部在浦東陸家嘴(600663,股吧)金融區開始動工建設。

富士康在某種意義上的成功也是中國制造的悲哀，這家公司頻發事故也折射了中國經濟轉型之痛，從員工跳樓到員工罷工再到工沖突，其背后都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陣痛，從勞動密集型的國家轉變創新型國家的必然。從富士康的問題也折射中國經濟轉型的乃是前進必然要求。

中國經濟這駕疾馳30年的馬車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結構長期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表現在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失衡；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后，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城鎮化、中西部地區發展滯后；資源消耗偏高，環境壓力加大等。專家指出，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結構大調整時期，無論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都希望通過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也要抓住這次機遇，完成自身的經濟結構轉型和升級。摘要：我國近日發布首個國內貿易發展規劃，這對擴大內需、促進改革經濟轉型升級有著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專家表示，在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出口和投資增長放緩之際，擴大內需無疑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第一要務，將成為提高經濟內循環能力的根本途徑，變成長期支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90后對生活現狀的迷茫，原因是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沒有自己的價值觀，沒有合理的人生觀在他們的生活上引導他們。當他們中的一部人努力學習時，目標也緊緊是好高中、好大學、好工作，沒有認識到他們作為未來的接班人，應該做什么。有人也許會說，這些大話空話每個人都會說，但是誰實實在在的做到了？我們學習科學知識，并不是為了用我們的學歷混分飯吃，而是要想到為祖國的發展奉獻自己的力量，回報國家社會對我們養育栽培的恩惠。那些沉迷在金錢中的驕奢淫逸的90后，他們則是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人生的價值。富二代沉浸在父母給自己帶來的經濟效益中，秉著“靠父母吃穿不窮”的“信念”，他們衣食無憂生活的追求大于生存的動力。

而企業也在轉型之中遭遇招工難得問題也將是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