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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李東生率TCL集團連續進行兩次國際并購，吹響TCL國際化的號角，不料慘遭重創。困厄于低谷之中，他學習曾國藩，隱忍，堅韌，自省，從而逆轉勝，一舉完成“鷹的重生”。

　　“重生”后，在人生的下半場，李東生的視野更為寬廣，賺錢、積累財富，對他來說不過是一個“結果”。“我相信很多企業家做企業，真的不是追求更多的金錢、物質財富，更多的可能是自己的一種理想，和自我社會價值的實現。”李東生告訴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在產業報國之余，他期待以公益慈善提升社會文明。

　　李東生與聯想的柳傳志、海爾的張瑞敏等人有著相似之處，他們都是1978年之后的第一代有代表性的企業家，以實業強國為己任，帶領企業成長為業界翹楚。在共有的特征之外，57歲的李東生又與其他人有很大不同。在諸多大佬選擇退隱的時代，他仍奔走于制造業的一線;除了以商業為人生的核心目標之外，他捐出個人財富、時間，以現代公益慈善的運作，達成社會理想。

　　時至今日，李東生僅個人公益慈善捐贈就已過億元。2007年，李東生與夫人魏雪共同發起成立華萌基金(設在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專項基金)。做商業，李東生放眼國際，心懷實業強國之信念，帶領TCL開疆拓土，百折不回;做慈善，他更關注基礎教育，堅持以人為本之理念，務實專注，持之以恒。

　　“我覺得傻傻的”

　　李東生多年沒有回高中母校惠州四中，2014年，忙碌之中，他先后兩次前往，第一次是出資150萬元設立“高君昭獎教獎學金”的簽約，第二次是為獲得“高君昭獎教獎學金”的教師、學生頒獎。

　　在第一次的簽約現場，李東生有些動情地說：“歲月如梭，我們這幫同學已經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齡。在惠州四中設立高君昭獎教獎學金是為了紀念我們高中的班主任高君昭老師，去年9月高老師仙逝的時候，我和我的一幫同學，還有高老師的家人(商議)，想用一個有意義的方法來紀念我們敬愛的高老師。我這個提議得到了同學們的贊成和支持。希望通過設立獎教獎學金，能夠讓高老師堅守一生的高尚師德傳承下去。”

　　文革期間，李東生讀了不少文史哲類書籍，1977年全國高考恢復，他曾想報考文科專業。在當時，中國的政治氣氛還不夠寬松，考慮到李東生為人直率，高中班主任高君昭認為他“學文科風險太大，令人擔憂”，建議他報考理工科，將來投身實業，建設一國之基礎。“高老師心里非常清楚，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這樣折騰下去沒有前途。”李東生說。因此，他報考了華南工學院(今華南理工大學)。

　　四年苦讀，一朝學成，李東生進入企業，大展抱負，而后參與創立TCL。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TCL乘改革開放之東風，從小到大，已成為中國電子信息產業中的佼佼者，是中國最大的消費類電子企業集團之一，旗下擁有四家上市公司、五大產業集團。

　　對于靠知識改變命運的李東生來說，他更為看重的是教育對于個體的意義。

　　十年動亂中，知識分子被打壓，學生上課要背誦領袖的“紅寶書”，學生早已無心課業，到了1974年年初，一篇《林彪與孔孟之道》更是掀起“批林批孔” 運動。李東生的班主任高君昭只能在學習上對學生嚴格要求。李東生非常努力，這使他在高中時代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礎，以至于在其后來的人生道路中獲益匪淺。

　　“我始終認為，教育對個人來講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個人能夠獲得平等教育的機會，他一生就有了獲得更大成就的可能，如果沒有，可能這一輩子很難有和別人一樣成功的機會。”李東生對慈傳媒《中國慈善家》說。

　　李東生對高君昭的幫助與教誨心存感激。今年，他兩次親到惠州四中現場參加活動。“我覺得重要的是參與進去，對學生來說，可能我是成功者，我希望在人格成長方面，給學生們一些幫助，在價值觀方面能跟他們多一些交流。”

　　李東生對老師和母校都有相當的情感。

　　2012年，李東生和夫人魏雪一起回到華南理工大學參加母校60年校慶，以個人名義捐出3000萬元為母校建設行政樓，同時，李東生還代表TCL集團，捐贈了價值1000萬元的液晶顯示器。

　　李東生的這筆捐贈，是截至當時華南理工大學收到的最大一筆個人捐款。他透露，“有人說3000萬可以做三個項目，我說做這一個就好了。”

　　李東生捐款后，華南理工大學校長一再邀請冠上李東生的名字。校長告訴李東生，按照慣例，捐贈額達到1000萬就能以捐贈者姓名為建筑命名。但李東生都拒絕了。在接受慈傳媒《中國慈善家》采訪的當天，被問及拒絕的原因，李東生突然有些靦腆，雙手插在一起墊在腦后，身體后仰，“我覺得傻傻的。”提及遍布全國的“逸夫樓”，李東生又笑著補充，“邵逸夫先生捐建的是教學樓，以后如果我也捐贈教學樓，我有可能會考慮以我的名字命名。”最終，那棟行政樓由師生投票，取校訓“博學慎思，明辨篤行”之意，為其命名為“篤行樓”。樓名出自校訓，校訓語出《中庸》，李東生頗為認同。“我覺得非常好，這種理念特別適合做實業，要務實，要獨立。”

　　“參與到項目當中”

　　2007年，李東生與魏雪共同捐資設立華萌基金，這是“希望工程”啟動以來第一個由企業家個人設立的公益基金。“華萌”二字，源自李東生父母的名字，取“慈濟中華，萌動愛心”之意，至今已陸續開展了“華萌·宏志班”、“優秀鄉村教師燭光獎”(以下簡稱“燭光獎”)、“大學圓夢華萌獎學金”、“高君昭獎教獎學金”、“暑假公益夏令營”等諸多公益項目。

　　更早前，商業成功的李東生一直“零散”地做慈善捐助，個人和家人極少參與，對于善款的走向和效果，他并不清楚。“一個人能力有限，之前做的公益慈善項目就比較零散，后來我就考慮把自己的資源投入到一個領域。”李東生說，“和我的太太魏雪商量以后，覺得我們自己應該搞一個教育基金，這樣的話就可以參與到項目當中，做起來更有意義。”

　　之所以選擇和中國青基會合作，李東生并非隨意而為。青基會發起的“希望工程”是中國最大、最成功的貧困兒童基礎教育幫扶項目，在李東生看來，無論是從項目管理能力抑或資金投放的專業度等方面考慮，青基會都是最合適的合作者，具體的合作洽談，則全由魏雪完成。

　　助學助教，李東生、魏雪夫婦一直堅持以人為本、專注深入，不做表面文章。

　　考慮到中國有6600多萬的鄉村兒童，有800萬的鄉村教師在一線執教。2008年9月，經過近9個月的籌備運作，華萌基金確定了資助具體內容并正式啟動運作，頒發了第一屆“華萌·宏志班”助學金與“鄉村教師燭光獎”。項目運作與實施多由魏雪操持打理，每年數次活動，李東生也常常出席。

　　李東生表示，“設立‘華萌基金’，就是為了讓初中畢業的孩子能有一個上好高中的機會，只有高中基礎打牢后才有更多機會進入一個好大學。但是在這么多年來的公益實踐中，我切身體會到，鄉村地區的師資力量非常薄弱，目前社會對鄉村地區教學資源的投入還遠遠不夠。”

　　“華萌·宏志班”公益項目針對學生，從惠州華羅庚中學邁出實驗性的第一步，支持5屆總計250名品學兼優的學生完成全部三年高中學業，資助總額達600萬元。

　　面對“重學輕師”這一基礎教育幫扶中的弊病，“燭光獎”則是更有針對性。一直以來，鄉村教師群體苦于生存環境差、待遇低、生活苦、沒地位，有些鄉村教師因為缺少培訓無法轉正，只能以“代課老師”身份任教，十幾年，甚至二十年月平均工資不過百元，以至鄉村中“先生已老去，無人來任教”。“燭光獎”希望能在緩解鄉村教師生存困境的同時，更給予他們社會的認可。項目最初在惠州范圍內實施表彰計劃，每年表彰100名教師，總額達250萬元。

　　“華萌·宏志班的學員基本上都考上大學了。明年，惠州最早一批華萌·宏志班的學員就大學畢業了，大學畢業之后，我相信會有人進入TCL工作。”李東生說。

　　去年，華萌基金的助學模式首先在湖北和云南兩省進行復制，“燭光獎”轉到TCL基金會運作。年初，TCL基金會與青基會正式簽約，每年全國范圍內評選 300位優秀鄉村教師，項目首輪將持續五年，計劃投入2500萬元。自此，發源于廣東惠州的“燭光獎”與“華萌·宏志班”項目范圍均已拓展到全國。

　　目前，TCL市值約為200多億元，李東生占有股份約為6%，估算個人財富12億。他掌管著中國最大、全球性規模經營的消費類電子企業集團，但論個人財富，他幾乎未曾出現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或“胡潤百富榜”中，于此形成對比的是，他多出現在“福布斯中國慈善榜”及“胡潤慈善榜”中，甚至躋身前列。

　　2004福布斯中國慈善榜中，李東排在第89位，2005年，他躍升至該榜單第5位，2006年，他排名第23位。依照慣例，當年榜單是對上一年度個人慈善捐贈所做的統計排名，而2005年，正是李東生與TCL最為艱難的一年，TCL的國際并購遭遇重創，處于生死存亡的境地。這一年，李東生個人捐款近千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