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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永剛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以此為榮。很顯然，這表明了他和杉杉在浙江工商業界的地位。不過如果細體會，我們當然可以聽得出當時地方政府對實業企業的關注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有多激烈。如果類似杉杉這樣的企業搬遷成潮，那么浙江的稅基就會出問題。

　　但自從有了地產開發這個地方政府的聚寶盆之后，不再聽說政府對實業企業再有關注之事。政府與實業企業的關系，更多集中在政府對“中國制造”的不滿上。因此，當2月16日蘇泊爾的創始人蘇增福及其指定接班者蘇顯澤套現退出創業公司蘇泊爾，普遍被視為創始人與公司之間的雙贏。蘇氏父子高價退出，法國SEB公司贏得中國市場，甚至還有股評者認為借雙方的這宗交易價格高估，也許A股市場中存在推高股價的可能性。

　　就企業的私人性而言，上述說法都沒有錯。就個體而言，國內資本退出一個蘇泊爾沒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再退出十個公司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當然，也存在蘇氏父子根本就不想做企業的可能。辛苦奮斗幾十年，現在可以套現了，也是享受人生的時候了，這都是人之常情。只是蘇泊爾的股價會不會因為SEB公司高價買下蘇氏父子的股權而上漲，實在是要打個大問號的。

　　不過，企業的存在還有另外一層屬性，那就是它的公共性。正如當初杉杉遷離浙江，浙江省政府緊張一樣。今天蘇氏父子退出蘇泊爾，發生在大量國內企業向國資、外資出售股權之時。這個現象，是否純粹出于私人理由？有沒有公共因素存在？

　　如果說浙江省政府當年的調查是出自省際經濟的競爭，還有點本位主義的話，那么，國內企業由誰出資和控制的公共性，在于其可能決定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甚至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國之貧富。富國出錢出技術，搞創新，把前道程序都弄完了，再來讓窮國拿資源做生產，最后就算按技術、資本、人力、資源的公平價格結算，也會造成窮國越窮、富國越富的狀態。更何況在中國，人力和資源都沒有得到很公平的回報。

　　以蘇泊爾公司的實踐為案例其實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蘇氏父子與SEB的合資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艱辛創業的蘇氏父子在把公司做大之后，競爭的后繼明顯乏力。蘇顯澤接班之后第一件事是引進SEB，本意是通過合資把公司做得更大，把一口鍋做出技術含量來。而SEB進入之后，蘇泊爾的產品確實很上了一層臺階。從表面涂料、產品線的豐富程度、產品營銷力度，都有了很大的改進。不過數年之后，蘇氏父子卻黯然退場，雖然有高股價為勉強體面的收場陪襯，但以對公司的控制力來說，無疑是一次中國資本的潰敗。

　　蘇泊爾的董事會里發生了什么？現在我們尚不得而知。不過，可能從之前同屬浙江的傳化集團與日本花王一次失敗的合資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發。傳化的當家人徐冠巨描述過這樣的現象：傳化的管理者去花王，看到的新產品放滿了整整一陳列墻，但是花王在合資企業里沒有控股權(控股的是傳化)，所以它一個產品也不往合資企業里投。

　　與沒有主人的國企與外企合資過程相比，現在的民企與外企合資是面對面的較量。按徐冠巨的說法，沒有綜合實力的對等，合資也就不存在共同利益的共贏。因此傳化最后放棄了與花王的合資。

　　對于目前還存在的企業，由于利益中人的現實糾葛，調研起來可能是困難的。而現在蘇氏父子(估計也包括一批他們信任的骨干員工)已經出局，所以，如果政府方面來組織一次全面的調研，應該可以對國內產業運營環境進行一次再評估。

　　當然，如果中國沉迷于所謂“大國崛起”的迷夢，那這種調查顯然是不合時宜的。